转载|建设生态文明，中国模式也能凸显优势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3月8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93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包存宽先生一起对中国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解读。以下为观察者网根据节目内容整理的文字稿。

► 张维为：

大概十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做过一个讲座，谈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但那天雾霾特别厉害，上午10点钟的时候天空还黑乎乎的。所以讲座开始前，一位朋友就对我说，今天雾霾这么厉害，恐怕很多人要质疑中国模式。我当时这么回答：中国模式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一旦发现问题，它的纠错能力比较强，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很多。在环保问题上也是这样。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不久，环保问题已经引发了非常广泛的争议。有人认为中国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个老路；也有人认为所有西方国家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没有例外。

当然，我们官方当时的表述是第一种，就是一定要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而要走出一条发展与环保“双赢”的新路。但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并没有完全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后来我进行过思考。这也许是一种历史宿命：一个社会总有少数人会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一些问题，发展一定要走一条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但往往由于种种原因，要使整个社会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更多的时间。甚至要等到污染直接威胁了多数人生活品质的时候，大家才会顿悟，才会走上真正的环保之路。

现代化对环境的破坏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就开始了。我想今天多数西方国家也承认，他们当年工业革命过程中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负主要责任，所以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确定了一条原则，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就是说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但西方国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然而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真正落实他们的责任。欧洲国家总体上环保意识要比美国好一些，美国在特朗普时期甚至退出过《巴黎气候协定》。虽然现在拜登说美国要返回这个协定，但我觉得还是要看美国的实际行动。

我记得不久前，网上流传过一个视频，是2011年我们中方团长解振华在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大声地谴责一些西方国家只说不做。他有点激动，是这样说的：“有一些国家已经作出了承诺，但并没有落实承诺，并没有兑现承诺，而且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讲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你提供了吗？讲了二十年，到现在并没有兑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了，你们为什么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这些道理给我听？”

2011年12月11日，中方团长解振华在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谴责某些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只说不做（观察者网视频截图）

就中国自己而言，过去数十年的迅速发展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确实让我们付出了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我一直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未来。我非常有幸，参加了一些环境问题的国际会议，包括1995年4月在柏林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COP1），后来又参加过多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有关的会议。某种意义上我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谈判进程的见证人之一。

我当时有不少机会请教国内外的环保问题专家。比如，我曾经问过，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比较脆弱了，这种生态恶化的局面到底能不能彻底扭转过来？我与中外专家讨论得到的结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只要中国下决心搞环保，一定可以扭转局面。他们说，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比中国还要严重，但经过努力，欧洲今天已经成了环保相对比较成功的地方。

伦敦的污染曾经非常严重，过去它的别名叫“雾都”，而“雾都”最大危机的爆发是在20世纪50年代。1952年12月伦敦曾出现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事故的情况；1953年的煤烟污染又导致800多人死亡。

欧洲最大的河流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人不能够游泳。瑞士森林的树木也开始枯死。最后，欧洲人痛定思痛，形成了环保共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比较认真地解决环境问题，取得了不少成绩。

所以这些专家认为：只要我们善待自然，大自然的自我康复能力非常之强，莱茵河和泰晤士河都是这样慢慢康复的。

我还问过一位与中国环保事业合作过的德国朋友。他跟我说，德国环保虽然做得不错，但是德国的工业革命和数百年内大大小小的战争毁坏了大量的森林。德国现在确实有很多森林，也都是绿的，但它们大部分都是战后植树造林形成的。“从生物多样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个非常差的国家，我们很多森林已经不是原生态的森林，里边连一条狼都没有。而中国现在还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所以我当时想到：我们要痛下决心，保护好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最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现在无法预料到的巨大利益。

上世纪90年代我还访问过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国哥斯达黎加，了解到了当地的一些环保情况。哥斯达黎加走过一段弯路。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鼓励砍伐热带雨林，建养牛场，因为美国快餐业在迅速发展，哥斯达黎加把牛肉出口到美国能赚大钱。但后来这里的人意识到，原始雨林的土层非常薄，不适合农牧业，而保持热带雨林就是保持了生物多样性，潜在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所以政府就开始注重环保，注重保护热带雨林，严格控制养牛业。

我2006年的时候走完了一百多个国家，然后开始写我的“思考中国三部曲”。第一本叫《中国触动》，这里面专门有一节的标题是：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

我当时提了一个观点：建设生态文明对中国有利。我们的环境已经到了一个无法支撑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地步。中国人均资源比较少，生态环境已经高度脆弱，环境污染已经危及国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

当时国内一些学者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位学者说，我们要算两笔账：一是算按传统工业文明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还要付出多少经济、社会、政治、健康的代价；另一种是算走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绿色生产消费、可再生能源的生态工业文明之路的转型成本有多少、风险有多少、好处有多少。这个账算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更加义无反顾地推动生态文明。

当然，学者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都是纸上谈兵。国内的很多地方早就开始行动起来了。2002年，习近平到浙江担任省委书记，开始密集地调研。他花了四个月走访了11个市、25个县。在调研中，他发觉农村环境问题比较严重。所以他在2003年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或者叫“千万工程”。同年，他还提出了“八八战略”，也就是浙江省要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其中一个优势就是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到浙江安吉的余村进行调研，得知村里关闭了矿区，准备走绿色发展之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下决心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并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著名“两山理论”的起源。

余村调研的9天后，习近平以笔名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叫作《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文章，是这样写的：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浙江省是“七山一水两分田”，许多地方是“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可以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以辩证统一。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懂得机会成本，善于选择，学会扬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选择之中，找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应该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整个国家开始行动起来了。我们的生态面貌开始发生巨变。从秦岭山到祁连山，从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都成为了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更进一步把“污染防治攻坚战”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为了让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生根开花，我们看到生态安全立法和执法成为重中之重的工作。2013年，“大气十条”——《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国家；2015年，“水十条”——《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2016年，“土十条”——《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一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向污染发起总攻。

习总书记明确地指出：“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与此同时，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相继出台，尤其是建立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的督察制度。

从国内第一个跨省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在新安江流域拉开到今天，生态补偿机制已经在甘肃、重庆、京津冀地区等多地开展。好山水、好生态成为了“有价之宝”。

放眼全国，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生态环境的短板也在一个个补上。

我们可以看到，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在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全面展开。2013年到今天，全国共完成造林约7.8亿亩。换言之，我们国家绿色版图在持续扩大。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也很快建立起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也比较顺利地进行着，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

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都有了专属的守护者。

以多年来深受雾霾之害的北京为例，2020年的空气质量改善取得显著性、历史性突破，PM2.5年均浓度首次实现“30+”，也就是38微克/立方米。2020年优良天数较上年增加了36天，达到276天。从2015年12月8日北京第一次启动雾霾红色预警至今，短短6年左右的时间，空气质量发生了巨变。

上海也一样。整个“十三五”时期，上海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在人口、经济、能源消费总量保持增长的同时，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2020年，上海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7.2%，比2015年上升11.6%；3158条段河道全面消除黑臭；259条主要河流达标率为95%，比2015年上升71.4%；森林覆盖率达到18.4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8.5平方米。

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曾经是又黑又臭，让人无法靠近，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有非常强的记忆。经过多年的综合治理，现在42公里的苏州河岸线全部变成了宜居宜业的公共空间。上海黄浦江两岸45公里的滨水岸线已经全面开放，所有的断点变成了亮点，所有的堵点变成了景点，可以说真的做到了还江于民、还岸于民、还景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