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发言内容，整理自樊老师在第五届中国有机大会“有机教育”分论坛的视频分享。樊老师参考了17篇文献，用来论证“现代教育”和“生态教育”，“实际上，教育的何去何从与文明的何去何从，紧密相联”，“现代教育为工业文明服务，生态教育为生态文明服务”。不难得出，生态文明呼唤我们走向一种后现代有机生态教育。最后，呼吁社会各界对六个方面说“不”，积极参与到生态教育实践中。共8055字，一起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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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格里芬博士曾经说过：“人们谈论‘生态危机’已经很久了。但人们常常并不理解生态危机到底有多严重。生态危机是如此严重，以致人类文明可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终结”。

因此，柯布院士将生态危机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罗马俱乐部资深成员、前哈佛商学院教授大卫·柯藤则更是尖锐地指出：“我们已经到达了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全人类共同的、能够与地球自然系统保持均衡关系的、满足地球人口的基本物质需求的生态文明之路，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首个故意自我灭绝的地球物种”。

这一切，绝非耸人听闻。

在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洋酸化，海平面上升、珊瑚礁死亡、地下水资源正在枯竭、土壤严重流失、洪水、干旱、森林大火、每天100个物种灭绝、大气层二氧化碳的含量已超过400ppm等众多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一危机的步步逼近。

2020年初，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小小病毒，竟然可以让整个世界人仰马翻，让火车与飞机停运，让工厂停工，让政府停摆，让学校关闭，让医院崩溃，让人们不得不呆在家里，几乎谈它色变。

即使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截止美西时间11月20日，被感染的人数也多达一千二百多万，死亡人数破二十五万。全球被感染的人数高达五千七百六十五万，死亡人数超过一百三十七万多。

有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只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依靠医生、药品与疫苗来解决它。

但我认为，它不只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一次生态灾难，是生态危机的一个表现。因为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人类与大自然关系日趋恶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必然产物。

因此，对它的解决，避免它的再次出现，仅仅依靠咱们的医药专家们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需要一种新文明的视角，需要政治、经济、哲学、科学、教育、农业、道德、心理及生活方式等的多管齐下。

我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探讨后疫情时代，现行教育何去何从。

实际上，教育的何去何从与文明的何去何从，紧密相联。

如果我们只打算在现代文明的框架内来讨论它的话，不管我们如何来修补它与调整它，它都注定无路可走，没有未来，因为它与现代文明共命运。随着后者的崩溃，它亦将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反之，如果教育将自己融入一个全新的文明体系中、一个正在破茧而出且具有勃勃生机的后现代生态文明之中，转型成为后现代有机生态教育，那么，它必然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下面这个表格是我对后现代有机生态教育愿景的一个表达：

这里，我想说明的是：

第一，这个表格只是想指出两者的不同，而非人为地将两者对立起来；

第二，该表格也并非否认现代教育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以及它对人类的杰出贡献；

第三，一个系统（含教育）有它独有的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此时非彼时，如果可以创造更好的，何乐而不为呢？

在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教育是一种“重城市轻乡村”的离土教育；是一种“重现代轻传统”的无根教育；是一种“重专业轻综合”的碎片化教育。它本质上为市场服务、为研究服务、为城市服务，是一种为现代工业文明服务的教育体系。

它正如小约翰·柯布院士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美国采取的是帝国主义政策，而且引领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我们的大学对此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批评性的异议被边缘化。大学如今成了支配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金融-军事-工业-政府-大学综合体的一部分。”[1]

这种教育制度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要求。资本家的假定是：“如果我们让每个人都完全随心所欲地追求经济增长，那结果一定是好的。而支持这一观点的高等教育体系就是理想的。”[1]

【作者简介】樊美筠，博士，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柯布研究院董事会成员，三生谷柯布生态书院院长，《世界文化论坛报》主编。主要研究兴趣：中国传统美学、生态美学、过程哲学与过程教育。发表《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等专著6部，《第二次启蒙》等合著6部。在中国《哲学研究》，美国《东西方哲学》，《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波兰《可持续发展研究》，保加利亚《巴尔干哲学杂志》等杂志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